本文为 David Harvey 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以及 Richard Barbrook 与 Andy Cameron 的《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 Ideology）的读书笔记，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并对其中的核心观点做了简单梳理。

「新自由主义」首先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成立，拥护市场自由，并以「自由」为名掩盖社会结构问题，将风险责任转嫁给个人。这一思想逐渐进入国家政策并切实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部分民族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在 Harvey 看来，新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制度的正当性通过市场和个人自由来自我论证，而其历史地位的建立则主要通过恢复或建立经济精英（指企业董事会和行政总经理等）的阶级权力来展现。Harvey 在书中尝试回答：这一思想是如何成立的？又是如何转变为政策的？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有着怎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今我们该如何去对抗或者协调其中的问题？

「加州意识形态」则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历史中的一环来讨论，作者将 1990s 硅谷集中体现的一种技术进步想象看作是新自由主义与反文化运动思想剩余的结合，并试图解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是如何与「个性解放、创造力、技术进步」的许诺结合并获得广泛吸引力的。即为什么在硅谷盛行一时的追求自由、反对权威的反文化运动，会走向与自由市场观念相结合，与强化阶级权力和造成新一轮剥夺的新自由主义结合？在这种结合下又有哪些社会条件被掩盖了？

新自由主义

当我们进入历史脉络时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兴起？那么这就涉及到「新自由主义」和「镶嵌型自由主义」两个概念。

其中「镶嵌型自由主义」被用于描述二战后的经济秩序：在国际上推动贸易开放，而在国内则支持政府干预经济，以维持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和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是政府调控，并以凯恩斯主义作为重要理论基础。但在1960s，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策略，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更为广泛的全球贸易成为可能，这就直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新自由主义要求放松管制，追求以市场保障自由：强调私有产权、市场竞争、私有化、资本流动，将尽可能多的领域交给市场，并将个人生活保障和自由解释为个人责任。

在哈维的解释中，新自由主义转向，就是资本尝试摆脱镶嵌型自由主义对它施加的部分约束，如工会、公有制、再分配体系等。

但哈维借葛兰西指出：一种政治经济安排若要稳定存在，需要使人们接受它。那么人们为何会广泛接受这一思想？在这里常识与霸权发挥作用。企业资助的智库、媒体、教育机构和政治组织参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并将其逐渐固化为社会中理所当然的认识。人们逐渐被植入一种思想：自身的困顿完全是自己个人的问题，但困顿背后结构性问题如就业体系、公共服务等被刻意掩盖，即，将社会问题掩盖为个人问题，从而转嫁责任，让新自由主义下的制度安排更容易获得认同。

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结构与政策与之前有何不同，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国家是以保障产权、建立市场、改善资本积累条件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形态。相比之前国家职能发生重组，减少了部分社会供给，同时积极保护产权、推进市场化，并介入金融危机的救助。在1980年代末的美储贷危机中，国家将介入金融失败的部分转嫁给纳税人承担。那么矛盾也就在此产生：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层面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和个人自负盈亏，但在实践中政府却倾向于保护重要金融机构。

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概念：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改变既有资产和权利的归属实现，例如把公共资产、共同资源或社会保障权利转化为私人所有。哈维把掠夺性积累的主要机制归为四类：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国家再分配。也就说，曾经某类群体拥有这些资产和权利，但在改革后却被经济精英阶层控制和获益，改革成本由被剥夺的低收入群体承担。比如在英国社会公共住房出售时（即将撒切尔的购买权，公共住房租户能够折价买下住房），起初租户能够买下住房，但由于公共住房减少，后续住房的购买造成低收入群体被排挤。也就是说私有化的过程也会导致资产、权利和收益的转移。「谁受益？谁受损？」 阶级的权力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然而，即便是践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之间也有不同的发展情况与路径，即哈维所说的 「不均衡地理发展」 ：不同地区发展结果不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度、形式和后果也存在差异。哈维认为核心原因是各国的制度基础、政治力量和国际处境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地区竞争和债务压力也推动了不同道路的形成。比如在中国一章中哈维就讨论了市场化与强有力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特殊路径。

在最后，哈维追问：市场选择和企业经营的自由，能否充分代表人的自由？我们该如何理解“自由”？ 哈维认为，自由需要物质和社会条件，即使形式上拥有选择，也可能缺乏实际进行选择的能力。因此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或抵抗策略需要讨论社会保障、民主参与和对经济权力的约束。

加州意识形态

「加州意识形态」指称的是一种混合思想，即反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思想、创业精神与对信息技术的乐观信仰相结合。作者认为正是这种结合使市场竞争看起来能够与个人解放相容。该观念将个人的自由表达，和市场的成功相关联。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论断：“摆脱束缚，凭自己的创造力成功创业。” 可以印证的是诸如乔布斯和马斯克都可以成为这一观念下的成功践行者。同时，作者认为《连线》（Wired）杂志是传播这种混合观念的重要媒体。

作者提出，这些置身于硅谷的技术人员与企业家们信仰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的发展能够自动让社会发生变化。并提供给了两种并置的数字未来：供人交流、参与的「电子广场」，以及自由交易的「电子市场」。但实际上技术带来的交流能力的提升，无法自动转变为民主参与和经济平等，还需要制度建立等手段的推动。

最容易接受这一思想的，即加州意识形态的主要承载者，是作者讨论的 「虚拟阶级」，包括部分高技术创业者和高技能的技术、媒体劳动者。也就是处于高薪劳动者与创业者之间的群体，最容易被吸引，并将他们的期待与大资本联系起来。比如一位高薪程序员虽然受雇于公司，但相信自己将来可以创业。然而，拥有公司和受雇佣之间仍存在差距，失业或创业失败的风险仍然需要劳动者本身来承担。

但实际上，硅谷的技术创新高度依赖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即国家、企业和社群共同推动技术发展。比如 ARPANET （阿帕网，全称为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连接大学和研究设施，成为后来互联网的雏形。也就是说硅谷的技术发展并不是由私人创业者的成功来定义的，其背后还有国家政府、公共研究和基础设施的复杂网络关系。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早期研究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教育、设施和技术标准是由谁定义的？商业收益由谁取得？公共投入如何获得回报？

最后，作者通过杰斐逊宣扬自由但仍拥有奴隶的矛盾为引，追问数字自由的排斥性，并主张发展包容性的数字空间。也就是说一个制度即便宣扬「人人自由」，但是要关注谁具备参与制度的条件，而这种自由又是依赖谁的劳动支撑的。